《任光祿竹溪記》賞析

文章起筆寫京師人與南方人對待竹子的不同態度，一貴一賤，形成鮮明的對照；進而推理敘寫“絕徼海外人”可能有的態度，從而發出“世之好醜，亦何常之有”的慨歎；接下來既寫人又寫竹，借竹的形象對任光祿的人品進行了充分的肯定，點明他知竹愛竹的根源在於他不流於俗的美好品德。

入題之前，作者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，論述世人對竹的態度，其所論的內容雖說與記述的中心有關，但由於所涉的對象廣泛，其中不僅有“斬竹而薪之”的江南人，還有“苟可致一竹，輒不惜數千錢”的京師人，甚至還有絕徼海外之人，一旦見竹，必有甚於京師人之寶之者。這就產生一種感覺，似乎這段文字並不是專為任君而書。在這裏，形成對比的首先不是任君和賤竹者，而是江南人和京師人、絕徼海外之人。以三者不同的好惡之情，充分顯示了世人“物去鄉則益貴”的心理狀態，從而得出“世之好醜，亦何常之有”的結論。

這一段內容有敘，有議，有結論，其本身就構成一個完整獨立的係統，作者似乎隻是有感而發，泛泛議論，顯得隨意而親切。這一番議論的真實意義，是在文章提出任君植竹一事後才得到顯露的。正因為對世人貴竹賤竹的心理有了充分的論述，所以任君植竹之事一經寫出，其不同尋常處即豁然可見：他身居江南，卻不同於江南人的賤竹；他貴竹，卻又並非如京師人一樣因竹難致之故。

前文所寫及的眾人對竹的態度本已各各有異，互成對照，而任君之所為又與他們完全不同，這恰如峰回路轉，忽見其異。倘若沒有前麵足夠的鋪墊，或者僅以賤竹者與任君形成簡單的對比，任君之舉絕不會產生如此醒豁的感覺。前麵一段似乎不甚經意寫就的文字，實際上每一層都包含著作者的深意。

作者對中心事件本身隻用寥寥數語一表而過，而對任君之言卻記敘頗詳。任君把植竹一事說得極為輕淡，簡單地把如此做的原因歸之於“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”。正是這一筆推動了文意的發展，並最終導出了題旨。因為任君的舉動已在世人映襯之下顯得極不尋常，而他那輕描淡寫的表白卻與他的舉動形成了明顯的反差，這不能不使人對他的話語產生疑問和揣測。

作者把“無乃獨有所深好於竹，而不欲以告人歟”這樣的推測之語作為引言以帶出他對任君植竹意義的闡述，正表現了由上文所敘而引起的心理活動，文中接著對任君的讚美之辭，是上文所顯現出來的內在走向之繼續，是思維邏輯發展的必然，而不是勉強地加諸其身。經過層層推演，作品終於揭示出任君對竹的態度與世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：任君之貴竹在於知竹，知竹又在於他的人格與竹自有某種相通之處；而“京師人之貴竹，與江南人之不貴竹，其為不知竹一也”。

作者最後斷語，即使居地不產竹，任君必力致之；即使有足夠的力量致奇花石，他也無意於此。有以上的反複襯托、對比和論析，這一推斷的產生合情合理；同時，它與任君“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，獨此取諸土之所有，可以不勞力而蓊然滿園”的表白逆相綰合，也使這一段前麵的揣測語有了結論。

全文以竹與花石這一對處於矛盾狀態的物體為中心，以各種人對待它們的不同態度為線索，不斷構成新的矛盾與統一。江南人與京師人對竹的態度截然不同，卻在奇花石上存在著一致，由此就引出了新的比較對象——絕徼海外之人；而這三者皆非知竹者，又共同成為任君的對照，充分映襯出任君高尚的品格情操。全文前後環環相扣，舒卷自如，渾然—體。